行动：教育面貌的全方位变化

1983年，教师节当天，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个后来被简称“三个面向”的题词，第二天便通过媒体传遍全国，并写入了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

“现代化”“世界”“未来”这些富有感召力的字眼，为尚在改革中摸索前行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认识教育优先发展的全新视野：以“现代化”概念为轴心，把“中国”和“世界”、“过去”和“未来”深度联结。

多年后，位于教育部北楼五层的“4%办公室”似乎已不在舆论的中心。但这个曾经沾染着理想化色彩的办公室，却真真切切见证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占比4%这一国家目标从愿景变为现实的波澜壮阔。

不可否认，围绕4%这项政策目标的实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宏大背景下，我国开展了一系列教育财政投入和管理体制改革，时间跨度近20年。

教育优先发展的前瞻性特征，决定了其内涵必然随着社会的前进和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发展。但无论如何，投入都是衡量教育优先发展的一大重要指标，更是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教育事业是否优先发展的重要标尺。

1980年，当19岁的支月英只身来到海拔近千米、距乡镇45公里的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澡下镇泥洋村小学，成为一名乡村教师时，面对大山深处的学校，孩子们的课本、粉笔等都由教师们步行10多公里的山路运上山的现实，她不曾想到，十几年后的一份文件，会为乡村教育带来怎样的曙光。

经过反复研究和讨论，1993年，中央最终决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末达到4%，并把这一目标写入当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从此，我国公共教育经费拨款有了数量上的政策依据。

1993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2.46%，2005年占2.82%，2006年占3.01%，2011年占3.93%……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似乎没有哪一条曲线能比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走势如此牵动人心。

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举国关注中颁布并实施。作为新千年中国教育的一次“世纪行动”，它不仅指明了未来10年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更以国家意志进一步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也让华夏民族对教育的初心重新萌动。

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不到3个月，国务院将纲要确定的任务分解为190项，分别由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科技部等11个部门牵头，49个部门参与，逐项予以落实。

2012年，教育界等待20年之久的“教育支出占GDP的4%”这一目标终于实现!这一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计划3781亿元，地方预算教育支出17800亿元，总支出将超过2万亿元。

实现4%的风雨20年，是中国教育成长的20年，也是考验中国政府智慧和决心的20年，更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在教育优先发展道路上开拓前进的20年。

重大政策与重大历史事件一样，往往以其强大的震撼力改变着一代人的思想、情感和态度。伴随着决策效果逐渐浮出水面，开始在精神内核和行动方略上得到检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优先发展教育的道路，无疑有其独特的自信和坚守。

如何从“优先发展”到“促进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再到办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这是一道更需要用智慧去证明的逻辑题。

改革开放40年来，从确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到把实施科教兴国作为基本国策，再到人才强国战略……在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战略机遇面前，中国作出了攸关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重大历史抉择。在教育规划纲要的蓝图上，教育优先发展不是简单的数量扩张，而是必须以提高质量为前提的质的飞跃。

从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全面启动，到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从完善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到改善贫困地区薄弱校基本办学条件，从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到加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从深化教育督导改革，到推进教育简政放权……一锤锤掷地有声的改革举措，无一不是在教育优先发展道路上的一次次探索、一次次突破。

成效不言自明。独立第三方对中国教育进行的评估显示，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学生总数为1.4亿，普及率超过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两项指标均高于世界中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